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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作品已经处于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

来源:亚博手机版娱乐登录 时间:2019-05-22 点击: 推荐访问: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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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转型中的社会面临两方面道德问题。一是在公共领域服从标准化的伦理规范而放弃自己选择的权利,用程序正义取代实质正义,导致真正的道德旁置;二是在私人领域认为只存在相对主义的道德,从而追求张扬个性,随心所欲。导致信仰危机。
  关键词:道德难题 相对主义 自由选择
  
  (一)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中国已逐步转入所谓的“信息社会”、“信息时代”,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将这一转变称为“第三次浪潮”。此次转变包含有多种相关因素。在经济方面,服务业作为一种富源正日益取代生产业,工人不在制造厂工作,而是在银行、软件公司等社会服务机构里供职。在人和越来越精巧的机器这两者身上都体现出了信息和智力的作用,脑力劳动趋于取代体力劳动。围绕信息而建立的社会往往会产生出效率和自由平等这两种在现代民主政治中人们最为珍视的东西。然而追求效率和自由平等的结果却是要么把所有存在都加以标准化使得统一管理、通用计算和全面审查;要么解除束缚人的枷锁,用个人主义文化侵蚀形形色色的权威。
  这样就产生了两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方面,在公共领域,标准化程序导致真正的道德旁置。
  另一方面,在私人领域,个人主义盛行的结果必然是各种怀疑论和主观主义大行其道,否定道德知识的客观性、拒斥任何类似于道德信念或道德判断的东西,把道德规范同化为对偏好的表述。
  
  (二)
  
  即标准化的现代性导致外在的规范取代道德主体的自我意志,从而使道德旁置,产生的深层次根源其实在于只看到善与恶之间的对立,却忽略了善与善之间在某种情况下也是具有不可相容性和不可通约性,从而模糊了伦理与道德的界限。
  诚然遵守伦理规范与服从道德意志都是一种善,但是这两者之间是存在差异的。“伦理或伦理规范是指导人们做出选择和决定的一系列原则,是指导我们做出决定和进行选择的规范。而道德则是指选择和决定之后的一种价值认知活动,包含责任在里面,并且与道德行为紧密相连。”伦理或伦理规范作为指导人们做出选择和决定的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实质上是一些道德判断。道德判断这里所关涉的并不是我喜欢或我不喜欢某事这样的纯粹确定,而是涉及到有关某些行为方式的客观判断。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些道德原则和伦理规范,在我们的生活中,正是这些道德原则和规范指导我们做出选择,而它们其实是具有确定性和无可置疑性的。也就是说,面对一个伦理规范,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对其做出一种道德判断。例如伤害他人或偷盗是不道德的行为。“对于任何一种道德信念均拥有根本性质的绝对性。这种绝对性是无需论证的”,而道德则是我们彼此联系的一种方式。它只存在于人的相互联系和交互作用中,而且也只能在相互联系和交互作用中得以界定,即通过实践理性直接践履道德行为。所以康德说:“纯粹理性是实践的,也就是说,它能够不依赖于任何经验的东西自为的决定意志。”这里表明,“实践”指自为地、直接地决定意志。这样,道德法则不再是一个实体性的、等待被认识的对象,而是被践履的法则,它是因理性的实践应用而得到实现的。
  齐一化、标准化的现代性通过法律赋予了特定的伦理原则极高的地位,用荣誉、纪律取代了道德责任,“惟有组织内的规则被作为正当性的源泉和保证,现在这已变成最高的美德,从而否定了个人权威的良知性”。 道德行为的践履不再是由实践理性自为决定,而由理论理性外在强制。这样就实质上模糊了伦理规范与道德之间的界限,从而导致人们不自主地依照规范行事,放弃了自己进行道德选择的权力。如黑尔德所言:“伦理展示的是生活世界的规范性,近代的道德所依据的是这种规范性的临界状况,但却把它提升为正常状况。”
  这种情况深层次的根源在于对形而上学同一性的迷信,从而相信所有的善不仅和谐共存,而且相互包容,忽略了在善与善之间是有冲突的,并非所有的善都能和平共处,从而否决了道德难题的存在。
  自从柏拉图以来,西方思想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信念是:所有的善不仅和谐共存,而且相互包容。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1909-1997)提出了一种独特的价值理论。这种理论关注的焦点不是“善”与“恶”之间的不可相容性和不可通约性,而是“善”与“善”之间的不可相容性和不可通约性。伯林发现,不仅善与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可通约性,而且善与善之间存在着无法消解的不可通约性。伯林强调人类实际生活中面临的两难处境:“在某些特定情形中,是不是要以牺牲个人自由作为代价来促进民主?或者牺牲平等以成就艺术、牺牲公正以促成仁慈?” 伯林认为,人类对两难境况的处理只能顾此失彼或非此即彼,而做不到两者兼顾。“在终极价值无法调和的情况下,从原则上说,是不可能发现快捷的解决方法的。” 善与善之间存在着不可相容性和不可通约性,这是人类面临的首要难题。
  不仅伯林,许多当代哲学家都看到并试图回答“善的内在矛盾和不确定性”问题。事实上,人类生存的真实境遇是对他者的责任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模糊性,它没有任何明确的界限,也不容易转化为可操作的或克制着不去做的步骤;相反,它的每一步都包含着难以预见和更难事先评估的后果。这种模糊状态是永恒的、无法改变的,只有取消了在道德境地下的一切道德的事物,它才会消失。既然在善与善之间的层次事先没有划定,那么只能在行动中划定,在实践中进行选择。因此伯林说“无法逃避选择便是人类状况”。
  
  (三)
  
  现代化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私人领域的个人主义盛行,怀疑论、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大行其道。在道德意识与价值观上体现出了道德的相对化和虚无化。麦金太尔就认为当代的种种道德理论归根结底都是情感主义。
  与上一个问题将伦理学观念和实践理性观念混为一谈相反,怀疑论和主观主义看到了伦理学观念和实践理性观念中的不可通约性。他们否定道德知识的客观性、拒斥任何类似于道德信念或道德判断的东西,把道德规范同化为对偏好的表述。
  休谟明确区分了事实和价值,断言我们无法从前者推导出后者。道德是同情心的推广和放大,因此,人从实然世界角度演绎和思考应然世界是不可靠的。康德沿着休谟试图弥补事实和价值之间的裂痕。当康德脑海中浮现“浩瀚灿烂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令”时,他有一股给宇宙万物立法的强烈冲动。这种冲动导致他一直摇摆于承认客观实在即“物自体”的一元论和我们只能认识现象世界但无法认识“物自体”的不可知论和主观主义之间。最终只能借助用理性建构为宇宙立法。当代相对主义的道德哲学典型的代表人物便是罗蒂。罗蒂继承了康德的主观主义,但与康德的“建构论”不同,罗蒂的“无原则的伦理学”反对发自“绝对命令”的无条件的道德义务,追求没有绝对命令的自然而然;反对植根于一种永恒不变的人类本性之中的普遍伦理道德观,追求没有普遍理性的“技术理性”。所谓的“技术理性”不过是一种图生存的工具,而道德不过是人在应对非人环境或人类环境的压力下相似且相对一致的惯常方法与习俗。
  这样,任何道德原则都只具有独特性与相对性,伦理道德的普遍标准、道德共识是不可能的。没有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就可以自行其是,其结果必然使普遍的道德与善变得无法诠释;只有相互匹敌的道德理论之间,毫无结果的无休无止的矛盾与纷争,使道德陷入一种严重的危机之中。价值是主体赋予的,价值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基础是个体的良知,如何理解道德价值、根据何种道德信念来实践,这完全属于私人的由个人自己来负责的自我选择的事情,在此领域个人拥有完全的“治权”;没有任何外在权威为个体提供先定的道德知识,也没有任何外在的力量来干涉个体对人生价值和道德意义的阐释和决断,个人是价值和道德信念的唯一合法权威。这就是统治着现代道德的“价值个体主义”和“道德情感主义”。
  据此,一个人接受这种道德价值而拒斥另一种道德价值,最后的根据和权威完全是他自身,在这里,“所有的评价性判断,尤其是所有的道德判断,就其在本性上,它们是道德的或是评价性的而言,都不过是爱好、态度或情感的表达”,“人们把价值赋予各种事物的种种理由,归根到底(虽然未必是直接地)总是任意定的、非理性的”,道德评价和判断已全然失去统一性,道德信念陷入了无休无止的分歧和争斗,人们坚执自己选定的道德信念和道德判断,必然就会排斥其他人的道德信念和道德判断,这里有“不同的神在相互争斗……那些古老的神,魔力已逝,于是以非人格力量的形式,又从坟墓中站了起来,既对我们的生活施威,同时他们之间也再度陷入了无休止的争斗之中”。于是,在现代社会,“道德言辞最突出的特征是如此用来表述分歧,而表达分歧的争论的最显着特征是其无止境性”。
  自由的道德选择与多元伦理规范的对峙勾画着道德不确定性状况。规范多元状态导致了道德选择的摇摆不定,现代人在享有前所未有的选择自由的同时,又被抛入一种令人烦恼的不确定状态。由于没有一种权威性规则能够前大到为我们提供我们所追求的信任,“我们开始对任何被宣布为绝对可靠的东西都表示怀疑,这是现代伦理危机最强烈、最广为人知的实践方面”。
  道德相对主义必然导致道德虚无主义。既然一元道德是不可能的,那么道德就只是个人的事情,“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的时代,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仅仅被对宽容的需求所限制。”否定了外在的权威,甚至否定了实践理性所颁布的强制的道德律令,所谓的道德不过成为对别人生活的宽容,既然我们无权判定他人的行为是否道德,那么只有放弃对其进行道德判断。这样,道德的实质又被偷偷置换掉了,道德仍然不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存在,而仅限于个人本身。
  
  (四)
  
  事实上无论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行为的主体并无不同,没有任何有效的机制保证同一主体可以在两个领域之间自由转换,其结果必然是二者陷入矛盾纠结之中,要么是公共领域的伦理规范阉割了道德良知,要么是私人领域的道德任意导致道德虚无。人类似乎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之中。在对规则的盲目服从之前,必须拷问自己的良知,行使自由选择的权力,从而避免道德上的冷漠。这就意味着不能忽视私人领域的道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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